據濰坊新聞網消息,今日8時發現,中共濰坊市委常委、副市長陳白峰同志在其住地附近自縊身亡。經公安機關現場初步勘察認定,符合自身特征,具體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中。另據其親屬介紹,陳白峰同志有多年抑鬱病史。(6月5日齊魯網)
  查閱資料不難發現,單是近幾個月,就有多名官員自殺:重慶打黑功臣周渝、浙江奉化倒塌樓所屬街道建設管理辦副主任何高波、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徐業安……據《中國青年報》不完全統計,自2013年以來,共有五十幾名各級官員非正常死亡,官方認定為自殺的超過四成,在自殺原因當中,抑鬱症等精神疾病被認為是一大誘因。
  但凡一名官員自殺,都是一個生命的終結,本該讓人痛惜。可現實的情況卻是,總有不少網友為官員自殺拍手叫好,將一個悲劇娛樂化,陷入一種群體非理性狂歡,此時一旦有人持有異見,甚至也會遭到罵名,而官方的回應也總是遮遮掩掩,真可謂是給公眾留下了一種無限的想象空間。這樣一來,官員自殺的原因越是神秘,將事件娛樂化的這部分似乎就越是有底氣。
  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,每一位自殺的官員都是“代人受過”,他的無辜就在於公眾將對一個群體的標簽化認識,全部都發泄在了當事者身上。曾有學者指出,在腐敗成為一種默認值的時候,官員一旦出事,對官員的道德懷疑幾乎成為了公眾的一種集體無意識。官員自殺,往往被公眾認定為畏罪自殺,亦或是因為牽連人數太多而“被自殺”,即便是確實患有抑鬱症等精神疾病,公眾也會在大腦中將信息進行有選擇性地篩選,從而在認知層面進行“糾偏”,而當前中央反腐力度的高壓態勢,也給這樣一種認知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。
  由此可以洞見的一個事實是,倘若不公開官員自殺的一些具體細節信息,公眾的無端猜疑也有其合理之處,畢竟自殺雖然為一種社會現象,但與官員的身份疊加在一起,卻總有著不同於常人的自殺動機。比如前面提到的自殺官員何高波,據媒體報道,他在自殺前不久,被紀檢部門叫去談話談了一天一夜,之後官方就直接認定為自殺,可到底為何自殺,卻沒有了下文,這又怎能不讓公眾想象這與樓體坍塌有何關係?
  在此語境下,我們就必須要撕下官員自殺的神秘面紗,增加信息的透明度,這不僅是給當事者正名的有效手段,也是對公眾知情權的尊重。當然了,大可不必認為官員自殺的信息屬個人隱私,因為官員作為公共人物,需要讓渡出自己的部分隱私權,公眾有權利知道官員死亡的原因。退一步講,即便是抑鬱症自殺,那麼其治療情況和嚴重性也需要告知公眾,更何況說長期患抑鬱症的官員能否適合長期從政,也是值得追問的。
  面對官員自殺的信息,官方總是藏著掖著,公眾不可避免地會不加區別地進行猜測,進而在輿論場中發酵為集體非理性狂歡,這確實證明瞭輿論的非理性,但卻也從另一面反證著對於公共事件信息公開的必要性。公眾儘管會對一個存在非理性認知,但不得不承認當下是一個權利意識覺醒的時代,妄圖通過掩蓋甚至是拖延來應對公共事件,註定是走不通的。官員自殺也是公民生命的終結,確實不該被娛樂化,但前提是其不該被神秘化,因為謠言止於真相,猜疑止於事實。
  文/張松超  (原標題:官員自殺不該被娛樂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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